即便Facebook真的被罚12.7万亿，问题仍然解决不了

昨日（3月22日）一早，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向用户发出道歉信，并力图说明平台是怎样被人钻空子的。此时距《纽约时报》与《卫报》等媒体报道已过去五天。

报道中提到：

Facebook上超过5000万用户信息数据被一家叫“剑桥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的公司泄露。数据被用于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针对目标受众推送广告，巩固或改变他们的想法，继而影响大选结果。

被搜集的，既涵盖用户的住址和社交网络等基本信息，也包括用户参加了什么活动、发表了什么内容、阅读了什么内容、对什么内容点过赞等。

这一事件显然让用户震惊。大数据及其算法被用来影响甚至改变心理的做法，已不止步于商业中的广告投放，而是渗入到更隐蔽的思想观念。马克·扎克伯格的道歉信并未阻挡美国用户的质疑。如果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出情况属实，对Facebook的罚金将可能高达2万亿美元（约12.7万亿元人民币）。而Facebook 总市值为4885亿美元，自报道出来一度两日内蒸发五百余亿美元。

与泄漏用户的银行卡等信息相比，这件事带来的个人现实损失可能不严重，然而思想观念被侵犯更容易惹怒了用户。包括Twitter和Snap等在内的社交媒体都一同遭遇信任危机，他们的市值也一度下降。

互联网隐私经常被认为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隐私被公开、信息被贩卖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上一次浏览过的网站，现在再被推送到了手机上；接到莫名其妙的推销电话，推销员好像知道你最近在关注什么。更常见的，还有基于大数据及其算法的定向广告。

而现在看来，隐私“常谈”得远不够。如果思考被操控，用户的自由意志显然已面临威胁。在隐私的边界上，他们一退再退。过去，可以挂断骚扰电话，或无视定向广告，或退一步而言，隐私好像也只是平添了一些骚扰，再怎么糟糕，也可以拒绝广告而不受影响。现在呢？它们将可能决定你的思考。既然隐私是人们在互联网和现实两个社会里维持文明与尊严的方式，怎么在互联网就格外脆弱？

作者 |  茱莉亚·霍维兹 杰拉米·斯科 

洛丽·安德鲁斯

监控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我们将自己的数据拱手交给企业，因为这样做带来的结果是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喜欢日常使用的所有网络应用程序。我们喜欢在网络相册Flickr中存储照片，在谷歌上保存电子邮件，在亚马逊上保存电子书和电影。信用卡比现金更方便。计算机化的医疗记录比使用纸质文件更方便。Nest恒温器比上一代不联网的产品更方便，而且还可能更省钱。互联网搜索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寻找信息的方式。 

所有这些便利带来的监控程度在几十年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向手机公司发送我们的具体位置，因为我们想要接收电话和短信。 每当我们添加新朋友的时候，社交网站都会收到通知，因为我们想和这些朋友保持联系。我们允许谷歌公司监控我们阅读的所有内容，因为在互联网上阅读更方便。我们允许其他公司复制我们的通信内容，因为我们发现在系统备份比手动备份更便捷：如电子邮件、即时通信和私人邮件等。 

英国Channel 4与美国NetFlix公司出品的《黑镜·第三季》（2016）构想，在一个十分看重个人评分的世界之中，你可以给你遇到的所有人打分，自身分数越高的人，给他人打分的权重就越高。每个人的分数决定了他们能够过上怎样的生活。 

监控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公司建立监控我们的系统，我们以被监控为交换使用公司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事情都是“免费”的；公司使用和出售信息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心理操纵——广告。 

我们正生活在监控的黄金时代。目前的技术水平不仅使无处不在的监控成为可能，而且已经达到了成本低廉且易于实现的程度。随着物联网开始收集我们的线下活动，谷歌眼镜等生活记录器开始记录我们看到的所有事物和所有言论，转瞬即逝的对话将变得越来越少，并将最终全部消失。这些信息都将被保存、分析、购买和出售，并同时被用来对我们进行判断、 分类和操纵。

《无处安放的互联网隐私》

作者: [美] 茱莉亚·霍维兹 [美] 杰拉米·斯科 

译者：苗淼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正在被集合归类的我们

因为担心4岁儿子不断恶化的链球菌感染症状，科根把孩子的照片上传到Facebook，并写下动态：“眼睛浮肿，体温上升，青霉素不管用，可能是猩红热，也可能是红疹，还可能会是什么呢？”不一会儿又更新动态：“肿得更厉害了，特别是眼睛和下巴。高烧不退。”这些动态得到了三位Facebook好友的回应（其中一位是演员，她的儿子也有过类似的症状，还有一位是小儿心脏科医生），他们都劝她立即带孩子上医院，因为他们怀疑这孩子得了川崎病。这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不当会毁坏冠状动脉。后来这名男孩确实被诊断为川崎病。

美国电影《解除好友》（2014）提出一个问题：你有权利散布别人的隐私吗？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劳拉的女学生。她在和同学某次Party后high得太大，宿醉后拉裤子，而这一幕正被同学拍到，并且不知道谁把这段视频上传到了YouTube上，这之后大量的留言是：你怎么不去死啊？你怎么不去自杀啊？受到羞辱的劳拉在操场上开枪自杀，震惊校园。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以上相似的经历。在网络上公开自己一部分的信息以寻求帮助，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化名或者设置仅对相关人员，而不是所有人可见，来保护我们的隐私。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因社交网络的鱼龙混杂、牵连广泛而陷入被有心人利用的糟糕处境中。在美国Patients Like Me（意思是“和我一样的病人”）网站中，人们会晒出自己相关的健康信息，以期能向别人取经，从而获得更好的治疗。但实际情况则有些背道而驰，信息被贩卖，隐私被公开的现象时有发生。

《隐私不保的年代》

作者: ［美］丹尼尔·沙勒夫

译者: 林铮顗

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我们身处网络的世纪，人人都喜欢网络，离不开网络。但网络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美好，它如同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呈现出所青春期特有的狂野特质：莽撞、任性、无畏、不受约束、不计后果……”

我们或许会认为，隐私被侵犯的结果至多就是信息公开，个人被完全暴露。其实不止于此。在社交网络中，数据整合商掌握了大量有关你的信息，但是他们缺乏信息发生的背景。“数据整合商进行的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售卖不仅侵犯着你的个人隐私，还抹杀了你的个人特征，会在感情和经济上给你造成伤害。你的私人信息不仅被用来向你推销产品，还将一些原本属于你的机会关在了门外。”

数据整合及行为定向广告和一些基本社会价值观背道而驰。在美国宪法和民权法律下，任何实体对个人作出的评判和决断都应该以他们的个性特征为依据，而非按照某些统计信息来臆测他们会这样或那样。

他们也不能仅仅根据种族裔群来描绘一个人，房地产公司不能因为某个人所属的种族裔群比较贫穷就不让他看房子。对人的判断需要根据他或她自身的优点，警察要对一个人搜身，看他是否私藏武器，必须得事先发现可疑迹象。即便有统计数据表明在某一群体或社区内非法私藏枪支的概率较高，警察在没有找到具体的怀疑对象前也无法对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搜身。

“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人应当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某个群体的成员，这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到了社交网络的数据整合和行为定向广告那里，这项权利就完全被颠覆了。”我们无法自主选择信息应当被如何使用，我们被切割成一个个特征明显、便于归类的小分子，每一个集合中都是“第二个自己”。

隐私是维持文明与尊严的方式

隐私的保护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即使身处这样一个数据疯狂的时代，我们仍然渴望隐私，因为这关涉到一个人最基本的价值与尊严，乃至一个社会的文明与信念。

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的一项调查发现，年轻的成年人（18—29岁）与年纪更大的用户相比，更加在意自己的网络隐私；65%的社交网络成年使用者会更改隐私设置，以限制自己的信息分享对象。而其他人中的很多可能只是单纯地以为Facebook页面本来就是私密的。

用隐私权学者查尔斯·弗里德（Charles Fried）的话说，对隐私信息的控制是尊重、友谊、爱、信任和个人自由的根本。我们通过一点一点剥落自己的信息来实现与他人的亲近，每一次新的揭露都表示着更多的信任。在不同环境中展现我们不同的方面，是健康的行为。我们需要在不受以前的数字生活的干扰下继续探索和成长。

私人发布的消息和电子邮件的泄露，是一种情感上的灾难。实际上，心理医生和哲学家们完全不同意Facebook创始人的理念——所谓的人应该是“透明”的。哲学家博克（Sissela Bok）说：“保密的能力是个人在集体生活中的一个安全阀……精神病被描述为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界限的破裂：发疯的人‘像堤坝崩溃的洪水一样流入外部世界’。”

隐私也是我们在更大的社会里维持文明与尊严的方式。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波斯特（Robert Post）说：“‘隐私’是一个简单的标签，我们使用它来识别集体的某个方面，我们需要让集体保持很多不同的方面。保持标签纯净的重要性，比不过保持这种集体生活形态的重要性。”

《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做过什么》

作者：洛丽·安德鲁斯

译者：李贵莲

版本：蓝狮子·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年4月

本文内容第一小节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整合自《无处安放的互联网隐私》第23、24章，第二三小节经“蓝狮子”授权整合自《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做过什么》第3、8及9章。标题为编者所加，整合有删节。题图为《黑镜》第三季剧照。整合与编辑：沈蜜 西西。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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